我想探讨的是十七世纪中叶特殊（或加尔文主义）浸信会起源的时代……他们决心不惜代价，在上帝有明确命令之处顺服上帝；他们认识到，苦难是上帝用来使我们成圣的一种手段。他们还意识到，为基督的缘故受苦是他们荣耀伟大救主的一种方式。出于所有这些原因，他们会把迫害甚至殉道视为给教会的礼物。
事实上，蒙福与和基督的关系直接相关而与物质丰富无关……蒙福意味着基督与你同在（太 28:20）。这种神圣的同在使人不可战胜。当我们在基督里复活时，我们就不会受到死亡或死亡盟友的任何威胁，因为死亡只会让我们更靠近基督的同在。离开身体，就是与主同住。（林后 5:8）。
我阅读了最近出版的这两本书，它们详细描述了世界各地受逼迫基督徒的困境。就许多方面而言，这两本书可以被视为互补的作品，其中一本的优势增强了另一本的潜在弱点（反之亦然）。合在一起，它们提供了一幅全球基督徒受难状况的全景图画。
这里有七条原则，帮助我们在目前正在发生、非常真实的文化转变中坚忍到底……没有一个上帝拣选要拯救的人，会因世俗在我们的时代和处境中“获胜”而丧失救恩。我们不应该焦虑或绝望。我们可能无法说服他人。他们可能不会被我们的书籍和文章说服。但我们可以用上帝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的超自然的爱去爱他们。
如果我有机会跟一屋子关心伊朗教会的基督徒讲话，我会说：“我打算把主餐作为我在地方教会服事的重点。”……这样的安排并不完美，但这三个教会开始定期施行主餐了，并正在学习（教会）作为福音地方性的表达意味着什么。慢慢地，他们在忠心上成长，并学习了教导门徒主所吩咐的一切的意义。
如果要在巴基斯坦及其他地区开展可持续的健康教会运动，就必须对悔改有清晰的认识。
为苏玛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祷告。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正在做着缓慢的工作，呼召人们悔改和信主，然后把信主的人聚集到有吸引力的共同体中，主愿意这些共同体于未来世代在未得之民中反映神的性情和智慧。这是一项艰巨但必要的工作，也是敬畏神的工作。
阿伦·杜蒂牧师解答了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是否应当为了躲避危险而不接受洗礼；亚伦·门尼科夫牧师解答了如何帮助潜在的教牧同行了解教会体制的问题。
想想《彼得前书》对我们传福音的呼召。彼得在写给被拣选之流亡者——那些在社会和文化上都受排挤之信徒——的信中，为如何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传扬福音提供了明确的指示。无论是在前基督教还是后基督教（时代背景中），这些指示都一样：作为基督的跟随者，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我们蒙召阐明、证实和装点福音。
最近有人问约翰·派博，“美国的牧师们可以怎样开始预备教会来面对迫害？” 他的回答是：你应该很早就开始这样做了——从你第一次在教会中讲道时就应该开始了。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者和客旅。这个世界不欠基督徒任何东西。基督徒应该预料到要遭受苦难。
现在回过头来看，文化大革命作为一起覆盖全中国的事件，虽然当时看来是教会的无妄之灾，但实际上却对基督教在中国许多地方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